长乐九头马古民居柱础：以石为语

柱础(zhùchǔ)又称“磉”，明末清初张自烈所著《正字通 石部》记载：“磉，俗呼础曰磉。”其主要作用是将柱身中的荷载分散至更(gèng)大承重面，从而提升柱基的结构(jiégòu)承载力。 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木垫防潮雏形。至宋代李诫编修《营造法式(fǎshì)》时，其形制被(bèi)纳入官式规范，成为礼制等级的物化载体。明清时期，柱础工艺臻于(yú)鼎盛。至近现代，尽管混凝土技术革新逐渐取代传统柱基工艺，但留存至今的历代柱础遗存，仍以(yǐ)实物形态见证了(le)中国建筑(jiànzhù)技术演进、艺术审美流变与社会观念交融的历程，为建筑史学与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物质标本。 《淮南子 说林训》载“山云蒸，柱础润”，生动(shēngdòng)道出柱础对湿气的敏感性，侧面印证了其防潮设计的必要性。福州地处东南沿海，气候湿润(shīrùn)多雨(duōyǔ)，柱础的设计尤为(yóuwèi)注重防潮与承重功能。福州柱础普遍较高，多采用当地的花岗岩或(huò)青石(qīngshí)，兼具稳固性与装饰性。这种“高础防潮”的技术传统在长乐九头马古民居中发展至(zhì)新高度，其柱础通过青石材质与外扩造型的精妙结合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福州地区柱础防潮承重的营造智慧。 《长乐市志》载：“‘九头(jiǔtóu)马’陈利焕父子建，位于鹤上镇岐阳村福庭庄，因欲围‘九头马’（九块岩石）建筑(jiànzhù)而得名，其所采材料(cáiliào)和建筑工艺达到当时一流(yìliú)水平。”九头马古民居始建于清嘉庆初年，其第一座建筑的柱础材质(cáizhì)与造型就巧妙地回应了闽都地区的亚热带(yàrèdài)季风性气候。柱础多采用青石，形制以圆鼓、方形抹边、八边形为主，通过将木柱基抬升，从而起到了绝对的防潮作用。相较于闽北部分地区常使用的红砂岩，青石具有平均抗压强度高、吸水率低的特性。这种岩性选择(xuǎnzé)与中(zhōng)国近代重要(zhòngyào)的传统建筑技术著作(zhùzuò)《营造法原》中“础石务求密实”的记载高度相符。同时，柱础外扩式造型设计，除通过扩大承压面实现荷载均匀分散外，更以其独特形态成为建筑工艺美学的载体，为后续风格演进奠定(diàndìng)基础。 九头马古民居大部分建筑在清道光年间建成，在延续福州地区合院式布局(bùjú)共性的基础上(shàng)，采用“五落透后五落排”的整体(zhěngtǐ)布局形式。中路祖厅作为宗族核心，其柱础石多采用覆斗式造型，在顶、肚(dù)、腰、脚四分部均雕刻有繁复纹饰彰显庄重。厢房柱础则简化为素面圆鼓形。这种“祖厅繁奢—厢房简素”的等级化营造，正是封建礼制“尊卑有序”的空间(kōngjiān)转译(zhuǎnyì)。 陈从(chéncóng)周先生曾在《柱础述要》中提到(tídào)：“南方除石鼓形柱础勃兴外，因地处卑湿，所以石础(shíchǔ)部分必然较高，而式样亦较多样化，差不多将它变作为脱离实际的(de)装饰品(zhuāngshìpǐn)。”而九头马古民居的柱础不仅有着(yǒuzhe)卓越的防潮、稳固实用性，其纹样在遵循南方柱础特点的同时，还(hái)进一步融入地域特色加以创新。除了融入神话元素的传统雕刻题材，如麻姑献寿、长寿封侯、执莲童子等，也有动植物相结合的文字谐音来营造吉祥氛围(fēnwéi)，如蝙蝠（福）、鹿（禄）、桃（寿）等元素常常组合出现。 历经多年建造，九头马古民居最后一座古民居于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竣工。此时的(de)建筑在柱础营造上集前期之大成，在造型(zàoxíng)设计方面对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优化，础顶内高外低的微坡度(pōdù)结合石雕纹(wén)饰的凹凸走向，能更有效地(dì)引导水流方向，使雨水沿斜面自然(zìrán)流散，避免积水渗入木柱(mùzhù)根部，极大地延长了木构架的使用寿命。在柱础纹样上则创新(chuàngxīn)传统云纹与海浪纹结合，形成“云浪纹”的独特(dútè)纹样，既保留了中原传统吉祥符号与《营造法式》中“云文”“水浪”的元素精髓，又暗含闽人“以海为田”的生存智慧；海兽纹与祥瑞图的交融，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互鉴的生动注脚。 这些(zhèxiē)精雕细琢的(de)柱础遗存，既是力学与美学的完美统一，也是中原礼制与海洋文明的创造性转化，更是闽地先民在湿热(shīrè)气候挑战下因地制宜的生态营建典范(diǎnfàn)。其以(qíyǐ)石为语(yǔ)的艺术表达，既延续了《考工记》“材有美、工有巧”的营造精髓，又以“云浪纹”的创新突破昭示着海洋文明的开放基因，使传统建筑构件升华为见证海上丝路文明互鉴的文化符码。 （作者单位：福建理工大学(lǐgōngdàxué)设计学院）